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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從早年在東南大學(今南京大學)、清華大學任教授，后來任云南大學校長，雖然整日忙于教學與校務，但他對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始終是關心的。記得我的童年時，晚飯后，父親常愛把我放在他的膝上給我講故事。他講的大多是中國歷史故事：晏嬰使楚、藺相如“完璧歸趙”等。他也講巴斯德和居里夫婦如何取得科學上的偉大成就 以及他們如何用科學幫助了自己的祖國。父親很注意教我們懂得科學的方法，鼓勵我們的進步。
記得他講過二哥九歲時隨他到瑞士參加世界數(shù)學家會議的故事：一天一位法國數(shù)學家問二哥：“你知道最大的數(shù)字是什么?”“不知道!”“一百萬是不是最大的數(shù)字?“不是?”“為什么呢?”“一百萬加一不就比一百萬大了么?”
父親說這個回答非常好，是具有數(shù)學觀念的回答。我在初中時，從《開明少年》雜志上搞懂了內燃機的工作原理。父親知道后很高興，叫我在父親的朋友前講解來鼓勵我。他是一個數(shù)學家，當然他希望我們兄弟中有人能學數(shù)學，但他并不勉強我們。兄弟中有什么愛好和特長，他總是鼓勵和支持。所以我們之中有的學地質、藝術，有的學生物、物理，我自己則選擇了電信，沒有一人學數(shù)學。我在小學和初中時喜歡無線電制作。開始做礦石收音機和簡單的電子管收音機。那時昆明買無線電器件不很容易。一次父親的一位朋友因事到香港，父親特意要我開了一份元件清單請他代買我所需要的器件。
當我拿到一盒可以做一個五管超外差式收音機(這是一種較復雜的高級收音機)的零件時，十二歲的我竟高興得一夜沒睡著。也許就是這天，成為我選擇電信專業(yè)作為我終身事業(yè)的日子。在我們都已成人工作以后，他仍經常關心指導我們。他常告誡我們：數(shù)學、外語這些基礎一定要打好，打好了基礎才有可能把專業(yè)工作做好。他還常說，書要好好讀，但也不能只是讀書，只學到書上那點東西是不夠的。還得要發(fā)現(xiàn)問題，思考問題，研究問題。要隨時都有一兩個問題在腦子里思考。
1957年后，父親在北京中國科學院數(shù)學研究所工作。這時我們在國內的兄弟和姐姐中有三人是教師。除我以外都在外地工作，只有春節(jié)時才能回京。每逢大家在家團聚，他所關心的總是大家在工作中的表現(xiàn)怎樣
。記得有一年春節(jié) ，父親讓我們三人輪流在客廳的黑板(這是當時為北京函數(shù)論討論班在家舉行，而特意請數(shù)學所備制的)上給他講一段課。然后讓我們一起討論講得怎樣，最后他指出每個人講課的優(yōu)點和缺點。
他愛護子女，但從不利用自己的職務便利去為子女謀求特殊的“方便”。30年代父親任清華大學數(shù)學系主任，每年數(shù)學入學考題都由他負責出，但當秉信大哥報考清華那年，他請假離開，不參與考試工作。40年代他任云南大學校長時，秉明二哥要以同等學歷(他尚未高中畢業(yè))報考大學，父親讓二哥去考西南聯(lián)大而不是云大。他愛護子女，認為使子女能自立，成為對國家有用的人才就是最大的愛護。給予物質上的東西，使孩子們養(yǎng)成依賴家庭的思想、習慣是害了孩子。1963年我結婚時，父親送給我們的禮物是他親自用相框裝起的一張二哥的雕刻作品“水�！钡恼掌厦嫠謱懥艘皇自�。詩的最后一句是：“咸期專深趨向紅”。他解釋說：對于學問、業(yè)務要求深入鉆研。對于紅、就像數(shù)學上的無窮大一樣是沒有止境的，因此要不斷地向紅的方向努力前進!
父親不僅僅是關心對子女的培養(yǎng)，他一向關心青年后 進的成長，熱心于為祖國培養(yǎng)科學人才。作為一個數(shù)學家、教育家，他常嘆舊中國科學教育落后，缺乏人才。把為國家多培養(yǎng)些人才作為己任。著名數(shù)學家華羅庚先生因受到父親之關心和幫助而得以深造成長已是眾所周知的佳話。其實父親親自關心、培養(yǎng)的優(yōu)秀人才遠不止華羅庚先生一人。早在20年代東南大學時期，嚴濟慈先生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于物理系時，父親從嚴先生在數(shù)學學業(yè)中的突出表現(xiàn)看出了他的勤奮與才華，便與何魯先生等當時幾位東南大學教授一起合力積資幫助家境貧寒的嚴先生去法國留學深造。后來因東南大學學潮，父親暫到西北大學任教，學校當局又發(fā)不出薪水，父親便寫信給留在南京的母親，要她把自己的皮袍賣去以便繼續(xù)匯錢給嚴先生。母親考慮到以后冬天還得作御寒之用，就想法向朋友借了錢寄去，幸而不久以后，嚴濟慈先生獲得了浙江省教育廳的資助，他們才沒有再寄錢去了。由于嚴濟慈先生在法國學習成績優(yōu)異，從此法國教育部正式承認了中國大學的文憑資格。
1957年，父親自法國歸來，在數(shù)學研究所工作。這時他已是六十四歲了，又患半身不遂行動不便。但他除了自己作研究工作外，還負責指導了幾位年輕的研究人員，其中有福建師范學院來的謝暉春和貴州大學來的譚鑫兩位進修教師以及何育贊、呂以輦等同志。這些同志都在不長的時間里作出了良好的研究成果。
1961年，在他的倡議和具體組織下，成立了北京地區(qū)的函數(shù)論討論班。這以后家里的客廳墻上掛起了一塊小黑板。每兩、三周，數(shù)學所的一些年輕同志以及北京大學、師范大學、北京工業(yè)學院、北京鋼鐵學院一些從事函數(shù)論方面工作的教師，包括莊圻泰、范會國、趙進義等幾位老教授都聚集在這間十幾平米的小客廳里，報告和討論函數(shù)論方面的研究工作，對推動我國復變函數(shù)論的發(fā)展和年輕人才的培養(yǎng)發(fā)揮了重要作用。1962年我國乒乓球隊首次獲得了世界團體冠軍，他興奮之余聯(lián)想到我國科學事業(yè)的發(fā)展。他建議說：乒乓球運動水平的提高，是因為從中小學里發(fā)現(xiàn)人材加以培養(yǎng)，我們在科學研究上也應當這樣做。記得一次父親的老友、天文學家程茂蘭先生介紹給他一個青年。他叫韓念國，中學畢業(yè)時因故未能投考大學，在天文臺做實驗員，于數(shù)學上很有才華。父親了解后非常關心他，多次指導他如何學習和研究，以后又介紹給北京大學，破格錄取為研究生。
1962年父親已近七十高齡，他又親自接受了楊樂、張廣厚同志作為自己的研究生。這是他一生中培養(yǎng)的最后兩名學生，后來他們戲稱自己為父親的“關門弟子”。他并不因為要指導研究、要審閱別人的文章占去大量的時間而有所厭煩。相反，總是以極大的熱忱和認真的態(tài)度去做這些工作。送來的文章總是仔細審閱、認真提出意見。為了幫助青年研究人員，他不僅在專業(yè)方面作指導，而且還關心他們外語水平的提高。他甚至親自為他們講授法語，使他們能用嚴格而精確的文字撰寫數(shù)學論文。我時常聽到他帶著喜悅的心情對我們說起這些同志的進步。由于父親對學生和青年的愛護、關心，師生的情誼是很深的。
不僅青年同志經常來看望，許多早年的學生如嚴濟慈、華羅庚、趙忠堯、莊圻泰等先生更是逢年過節(jié)總來看望他。早年在清華大學數(shù)學系第一班的學生、“九·一八”事變后離開學校到東北成為抗日聯(lián)軍的將領、解放后擔任水利部副部長的馮仲云同志，在父親回國后也多次來看他，和他親切交談。1969年父親去世，時值“文化大革命”高潮，這些老朋友幾乎完全不能往來，但在得到父親去世的消息后，嚴濟慈先生立即趕到家中沉痛吊唁。當他進到父親的臥室見到父親的遺容時，說了一聲：“熊先生”就嗚咽了。華羅庚先生到家時，父親的遺體已送到八寶山火葬場了，他又急忙趕去到了停尸房，一張張床揭開蓋面布找尋父親遺體，求作最后的告別。父親去世后，他們仍像過去一樣，常常來看望母親。關心和幫助解決母親的各種生活上的困難。
父親受到他的學生和同事們的尊敬，不僅是因為他關心青年、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人材，也因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熱愛祖國，一生勤奮不已的學者。父親的一生是熱愛祖國的一生，他到法國三次，共逗留了十八年。他看到法國科學教育的發(fā)達，想到的只是怎樣把中國的科學、教育水平提高，也使中國成為一個富強的國家。在他年輕時赴法留學期間，他曾在家信中寫道：“廑念祖國危亡，云南尤殆，要勵志向學、勿浪擲分寸光陰，務以造就有用之學，回來報效祖國�！�1949年當他第三次赴法并滯留法國時，他雖“擬再事研究”，“但工作只為個人生活，久留異國，殊覺無甚意義�！彼麜r常思念祖國，寫下了“沉疴未許賦歸去，豈把杭州作汴州”的詩句。
1957年回國后，他對新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歡欣鼓舞。曾興奮地對我說過：“你們看，解放前沒有多少大學有數(shù)學系，清華、北大數(shù)學系學生也才幾十人，今天全國幾十所大學都有數(shù)學系，單是北大的學生就幾百人!”當他被選為全國政協(xié)委員后，不顧年老身殘、行動不便，仍積極參加會議、學習和視察活動。1962年9月首都科學界在全國政協(xié)禮堂舉行集會祝賀他教學、科研四十年時，他為祖國科學事業(yè)的繁榮感到振奮。他說“年長者精神奕奕，壯年者精力充沛，有擔重任之概，年少者亦昂昂若千里駒”， 自己“實有不知老之將至之感”。1964年我國第一顆原子彈 爆炸成功，當父親聽到廣播消息時，情不自禁地在收音前拍起手來，在給友人楊武之先生(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楊振寧博士的父親)寫下了：“東風畢竟壓西風，原子彈聲起亞東。保障和平自益壽，他年相見說豐功�！�
作為一個數(shù)學家和教育家，父親在事業(yè)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與他的頑強意志和奮斗不息分不開。他以驚人的毅力克服種種困難，不斷地工作直到生命停息。記得云南師范大學數(shù)學家朱德祥教授曾說過：“我的老師并不聰明過人，但是毅力過人。
華羅庚先生也這樣講過：“他工作到老、工作到死，工作到最后一息。我今年七十三歲還能在理論、應用方面堅持工作，這都是他的榜樣的作用�！备赣H在年輕時留學法國，就曾患過肺結核，這在當時是極可怕的疾病。他以堅強的意志去和疾病斗爭，用極大的耐心，韌性在瑞士山里利用陽光和新鮮空氣悉心休養(yǎng)、治療，終于戰(zhàn)勝了疾病，取得理科碩士的學位學成回國。1921年回云南，不久去南京東南大學擔任數(shù)學系教授兼主任。那時能擔任高深課程的教授僅他一人，又沒有教材。他一面講課，一面改作業(yè)，一面又要編寫多種講義，后來患嚴重的痔瘡，不能坐著工作、只好伏在床上寫講義、備課，繼續(xù)堅持工作。終于勞累過度患了肋(胸)膜炎病倒了。
1932年，他已擔任了十年教授和有了一個七口之家后。他總為自己忙于教學，沒有機會把想到的一些重要問題研究解決而感到遺憾。這年他利用去瑞士蘇黎士出席世界數(shù)學家會議(這是中國數(shù)學家第一次出席世界性數(shù)學會議)和在清華休假一年的機會，又請了一年假，在巴黎普汪加烈研究院潛心做數(shù)學研究。在不到二年的時間里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數(shù)學論文：
《關于整函數(shù)與無窮級的亞純函數(shù)》。他所定義的無窮級被國際數(shù)學界稱為“熊氏無窮級”。他于1933年獲得法國國家理科博士后，仍回清華任教。1949年他出席在巴黎召開的聯(lián)合國教科文會議。會后他想利用留在法國的機會，回到因行政工作而停輟了十二年的數(shù)學研究。不幸1951年他患腦溢血致半身不遂，右腳行動艱難，右手無法執(zhí)筆，病稍好他即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終于可以艱難、緩慢但卻工整而清晰地書寫了。這時他不僅身體病殘且經濟上十分困難。身邊雖有二哥照顧，但二哥自己尚在學習，公費有限，后來結婚，藝術家的生活也很不易。父親幸得法國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基金一項，又得過去師友及學生資助。病體稍恢復后，他便在家里授私課補助生活，并且又開始了他的數(shù)學研究工作。不斷地在法國科學院的“數(shù)學”雜志上發(fā)表了一篇又一篇的論文(這是沒有稿費的)。
1956年法國數(shù)學界推薦他參加了法國數(shù)學叢書的撰寫工作。因此出版了《關于亞純函數(shù)及代數(shù)體函數(shù)，奈望利納的一個定理的推廣》，這本書受到了國際數(shù)學界的稱道。1957年父親從巴黎回到了久別的祖國。當他看到解放后的祖國面貌煥然一新，他便不顧身殘體弱以極大的興奮投入到科研事業(yè)中。因他年邁行動不便，數(shù)學所讓他在家中工作。他每天總是早飯后便開始伏案工作， 除去午睡和吃飯外，一直要到晚上睡覺才肯離開書桌。無論春、夏、秋、冬，平日或星期日總是如此。雖然父親已是高齡，記憶力衰退，但他還開始學習俄文，并特意請了數(shù)學所一位留蘇的同志幫助他糾正發(fā)音，經過他的努力，后來能借助字典閱讀數(shù)學文獻。因為右手不能活動，也不能壓住紙，寫作時必須用一塊鎮(zhèn)紙石壓在稿紙上，才能用左手艱難緩慢地書寫。有時稍有不慎，寫好的文稿就被扯破了，只好重新再寫。冬天右腳血液不暢，特別畏寒，右腳必須放在母親特為他做的一個墊子上，仍然堅持不懈地工作。他并不因這些困難而對所寫的文章稍有茍且，內容總是一再斟酌修改，筆跡總是工整而清晰。記得有時星期日我從工作單位回家，父親叫我?guī)退`寫他的數(shù)學論文，常常是同一篇文章這個星期抄了一遍，下星期回來因為有修改又得再抄寫一遍。一篇論文往往要修改三五遍以上，無論在內容上、文字上，甚至標點符號都覺得滿意了才肯脫稿。記得他為羅馬尼亞數(shù)學雜志所寫的英文論文，為了確保文字的正確性，他親自到住在對門的留美化學家蔣明謙先生家，請蔣先生審核后才寄出。對他自己十分精通的法語，似乎更為認真。當他為法國數(shù)學叢書撰稿完成后，他曾請了一位法國語言學家審核。結果只提出了一處用詞可改用另一個詞似更好的意見。由于他的勤奮工作，在這樣的困難條件下，回國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就發(fā)表了近三十篇論文。令人十分痛惜的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已完成的最后三篇數(shù)學論文未能發(fā)表，并且在他逝世后，被當時數(shù)學所的有關人員“遺失”了。
從1957年回國到1969年逝世的十二年中，父親正象他在數(shù)學研究所為他回國工作舉行的歡迎會上所說的那樣：“毅然應召返回，并誠懇表示我愿將我的一點心得獻給下一代的同志，我愿在社會主義的光芒中盡瘁于祖國的學術建設事業(yè)”。
寫于1992年“五.一”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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